“廉”是中华优秀古板文化的思想精华和品德精髓，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情怀与价值选择，蕴含着古代德政的思想理念与实践探索。“廉”是为人做事之本、修身养性之道，它体现了个人的品性志趣与情操追寻，反应了精神的高洁与行为的自律。
“廉”的语义探源
“廉”本义为狭窄，《说文解字·广部》有“廉，仄也”。清代“说文四各人”的段玉裁与朱骏声划分对此加以注、疏，前者在《说文解字注》中解释：“此与广为对文，谓逼仄也。”即指地方狭窄。后者在《说文通训定声》中进一步示例说明：“堂之侧边曰廉，故从广。”“廉”最常用的意义是廉洁，《玉篇·广部》将其解释为“清”，《墨子·修身》中写道“贫者见廉，富者见义”，剖析君子的处世之道应该在贫穷时体现出廉洁，在繁华时展现出仁义。
《说文解字》中“因广为屋，象对剌高屋之形”，因此该部之下所收各字皆与衡宇的功效、组成部分有关，如“府、庖、库、庭、序、廇”等。“廉”指堂屋的侧边，先由形容词义“狭窄”引申出了方位词义“边；侧边”。由于衡宇侧位多为边角，能够见棱见角，便引申出指示义事物的棱（角）以及隐喻义人的性格正直，如《礼记·聘义》中“廉而不刿”是说玉体虽有廉棱却不伤割于物，比喻为人宽厚，而“廉士”则用于旧称有节操、不苟取的人。又由于衡宇边角处使用建筑质料少，故而引申出“节俭、收敛、少寡、简略、价钱低”等意义，如廉薄、廉纤、廉廉、廉便、廉苫、廉寸等词均包括少、小的语义特征。别的，“廉”还保存通假、专业术语、专用名词、姓氏等用法。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第七版）中，“廉”仅保存三个意义：一是廉洁，二是价格低、自制，三是姓氏？杉，大宗词义已经随着历史的长河隐匿起来，尤其是其本义“狭窄”已不再使用，此后起义“廉洁”则变为现代汉语中的基本义，被收录至中型词典用以推广普通话、增进汉语规范化。在古代汉语中，“廉”是一个包括形容词、名词、动词等诸多词性的兼类词，而现代汉语中则降格为一个具有形容词性质的构词语素。
“廉”的具体要求
实施“廉”的行为主体差别，要求也有所差别。“廉政”一词较早见于年龄时期传世文献《晏子年龄·问下四》。齐景公问晏子：“廉政而恒久，其何行也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其行水也。美哉水乎清清，其浊无不雩途，其清无不洒除，是以恒久也。”晏子认为廉洁政治的恒久施行应该如水一般，污浊时用于涂抹泥墙，清澈时用来扫撒除尘，曼妙柔和、潜移默化。《汉语大词典》中“廉政”词条注释为“同‘廉正’”，即二者为异形词。“廉正”为廉洁正直，最早见于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：“以听官府之六计，弊群吏之治：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。”该释义不但将词语“廉政”的始见年代向前推移，并且体现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，是面向仕宦考核的体系机制，也是古板德政文化的精髓。廉洁奉公且善于效劳、推行政令、谨慎勤劳、公正客观、遵纪守法、明辨是非为六项评判仕宦的标准，然“既断以六事，又以廉为本”，将“廉”置于首要位置。
“廉洁”一词最早见于《楚辞·招魂》：“朕幼清以廉洁兮，身服义而未沫。”王逸注：“不受曰廉，不污曰洁。”是说屈原年幼时便承继清廉的高尚品德，献身于道义而未曾稍减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也描述“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”。证实屈原的文章简约、言语蕴藉、志向高洁、品行规则。廉洁作为个人品德的重要表征，是古代选贤举能的必备条件。儒家文化的“廉洁”思想包括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的义利观、“舍生取义”的生死观、礼义廉耻的“四维观”、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”的清廉观、“隆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”的礼法观、“仁者恋人”的仁民观等，体现了对个体全方位的陶冶与熏陶。上述标准能够滋养出勤勉善良的性格与公正秉直的修为，形成对“廉洁”的内在认同与自我约束，正所谓“恬静以修善其身，廉心以淳养品格”。
“廉”的精神内核
“廉”是中华优秀古板文化的重要内容，克己奉公、恪尽职守是“廉”的外在体现，正身清心、独善自养是“廉”的内在驱动，不越雷池、不逾规则是“廉”的警戒火线。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中，“廉”有其奇特的价值。
“廉”是提升思想境界的品德标尺。南宋理学大儒朱熹在《漳州龙岩县学记》中有言：“使吾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之行日笃，而身无不修也。”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中也谈及：“今教童子，惟当以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为专务。”可见，在正己与育人的双向标尺上，“廉”都是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，也是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必备美德。
“廉”是树立良好家风的血脉赓续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家风是社会民风的重要组成部分”，“家风好，就能家道兴盛、温顺美满；家风差，难免殃及子孙、贻害社会”。北宋名臣包拯留下遗训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同族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违背清廉自守的家训会被家族遗弃，逐落发门，不可埋葬于祖坟之中，此等惩戒令后世时刻警醒。
“廉”是葆有民本特色的施政原则。“民为邦本”是儒家文化治国理政的鲜明主张。历史上有许多针言用来形容良吏、循吏，如《二十四史》中的一钱太守刘宠、二不尚书范景文、三汤巡抚汤斌、四知先生杨震。他们或是解民饥困、问民痛苦，或是两袖清风、洁身自好，或是粗茶淡饭、囊空如洗，或是公私明白、公务公办，或是数次任用、身居要职。他们的为官生涯都遵循了“治国有常，利民为本”的准则。
“廉”是完善制度包管的权力制约。明太祖朱元璋惩办贪腐的政绩斐然，《明史·循吏传》纪录他曾申饬来朝觐见的州府县吏：“惟廉者能约己而恋人，贪者必朘人以肥己。”他戒奢尚俭，设都察院、检校官惩办贪官污吏，抱持“不禁贪暴，则民无以遂其生”的理念，施行了一系列刚性手段，宣示他倡廉惩贪的决心。这些步伐使明初风云幻化的时局步入稳定，逐渐实现经济苏醒。
中国古板的廉政文化在治国理政、整顿吏治、惩戒糜烂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为今世廉政建设培育了深厚的土壤，其价值内涵早已成为中原子女的品德准则，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。新的历史时期，廉政体系建设必将以史为鉴、开创未来。
（责任编辑：王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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